江西乐平法院发出首份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函

[22] 方先生此处之所论，亦过於粗糙。

创造者必是有其实践、有其亲证而後才有其言说的，不论此在世界或它在世界的理论体系皆然。如接受儒家爱民利生的信念，接受老子无为保民的价值，接受庄子逍遥自适的观点，接受佛教般若智、菩提心的智慧等等。

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，知道而做不到不代表不知道，做到当然就是知道了，但也不代表他会积极地说出去，或是说得十分精确缜密。这样说来，检证的重点是在於理想是否被达成，而不是本体论的命题如何是现象世界的终极真理，因为这一部分并没有理论上的必然，端视个人的智悟抉择[13]。所谓检证，就是对於这个理想之是否成立的真理观之检证，以及对於後人依据之以提升自己的修养成果进行印证，这个检证与印证，确乎是发生於实践中的活动，而不是理论建构的完成与否问题。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们处理了第一个面向的问题，但有缺点。例如《大学》所言之欲明明德於天下，便有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次第历程。

本体论的观念在培养自己获得同样的信念，信念建立时，就是同意了创造者的本体论观点了，信念之所以成立的理由可从宇宙论的知识中寻求，但最终必有一智悟独断的跳跃，这个跳跃就是选择。另一审查意见认为： （一）本篇立论宏肆，始终道贯，且有独到之见解，如以实践哲学为基本之论域对中国哲学研究，作出具系统性且具有批判性之反思，即在近年相关之中国哲学论作中，极其罕见。周子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即是对此问题之回应。

其实方先生的再为解读就是程颐之义，善读者早已入心。程颢只在京师便是长安之意是说：要是真正关心长安的百姓，则即便是人在京师，也可以为他们做很多事，因此就等於已经是身在长安了。至於朱熹有所继承张载的部份也是不少，方先生则是有时肯定、有时否定。无极之於太极，同耶？否耶？观其所言，游辞不定，其本人亦莫知所适从焉。

只是对道佛理论的批评是否如理？以及是否有方法论上或知识论上的可行性？这是可以检讨的。朱熹立太极为道体，阳以继之，俾导入生命化育，以生善，而善善相续。

就儒家言，方先生以《尚书》的大中精神，标示一套永恒哲学，为一切价值的根源，又以《周易》经传的创生精神，标示儒家生生不已的雄健立场。[25] 参见：方东美，《生生之德》：＜易之逻辑问题＞，台北，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1980年10月3版。对於二元论的批评，方先生继续申论，但先从二程之二元论有可能的内在矛盾说起，其言： 惟人性品位之问题，亟须解决。[38] 方先生这段文字自己就直说了天须入於人性之旨，因此前文的批评甚为无谓，直就本文而言，方先生亦是对程颐进行了无谓的批评。

[20] 文中以张载有言有无混一之常即是有取於老子，更有接受庄学的作法，故而张载心量大於其他新儒家。笔者前言，无欲、主静就是求放心的收敛工夫，就是毋暴其气的主敬工夫，此涵养用敬的工夫就是道德意识的持守，持守道德意识岂是无创造动力的行为？而且这是工夫论命题，其与宇宙论、形上学的问题并不是同一件事，虽然亦不能相违，但毕竟问题意识有别，所以笔者认为方先生在此段谈话中论点诡异，意旨不清，对周濂溪的评语并不精准。[28] 文中难见方先生所谓知识论上的观念论何义？其与形上学上的观念论有何差别？还是就是同一回事？不过，笔者不同意程颢是知识论进路，就方先生所引用之文本来看，程颢明明是在讲主体性的关怀，而不是甚麽知识论的问题。然而在实际上，夫唯圣人，具道兼理，为能与天合一。

修德功夫，在於变化气质，使杂气之性化为原善理想之性，彼谓之人性本初，悉受主心支配。笔者以为，庄子诚讲天地万物一体，儒家亦须讲天地万物一体，佛教亦是讲此义无误，这应是东方哲学的共义，不论形上学旨则已，一旦论之，现象世界的天地万物天上地下层层世界皆是同此一体，唯其如此，才能讲共同人性及永恒价值，也唯有如此，才能谈工夫修养论旨。

程颐有《易程传》，实平生最重要巨着，且千年来传承为儒门义理易的定盘针，对儒家易学史而言，重要性无可跨越。笔者以为，荀子讲性恶论就现实现象说，未及先天本性，并非人性普遍原理。

至於庄子神仙说，张载明予反对，主张万物不能不散入太虚，庄生妄谬，又谓有神人焉，这就是张载反对庄子理论的名言，张载以为世间没有能不散而能不死的神仙，因为气不能不散入於太虚。对於《太极图说》的宇宙论，方先生也有批评意见，其言： 复次，兹处所诠表之宇宙开辟论系统，内容驳杂，乃一众说汇聚之集合论，而非圆融一贯之理论结构。四、方东美先生对周濂溪的诠释意见及反思： 方先生对周濂溪的讨论，可以说是在他的宋明儒学讨论中分量最多的，主要就是在他的《新儒家哲学十八讲》中涉及最多。自欲将理性作用推之向外，是成 理学。[16] 方先生说周濂溪的《太极图说》是退化论系统，实无论证，不明所以。[19] 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·下》，页51。

本书中的相关论点与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？下》的基本意旨是一样的，只是口语陈述时有些地方说得更激烈些，因此可为佐证资料，读者自行参考。殊不知儒家思想实植基於变易哲学，乃是一套力主生生创造之未来主义，迢迢远引，导吾人以入於动健发展之前瞻观也。

自余观之，张载之立场，非唯气论即唯生论。大程子本此知识论上之观念论，力倡性天与人，可直接体验之，当下即是。

所说一切，自与道家之宇宙发生观若合符契。方先生认为宋明儒皆出入老佛却批判老佛，这是其不足取的部份。

伊川治《易》甚久，尤重《易经》之人事面义涵，表现诸多创见。其哲学枢要，厥为万物一体论，倡天人无间断。笔者以为，论於大化流行必即现象，即现象而说其乾坤原理是方先生的重点，即现象而说其形质原理是朱熹的重点，方先生以乾坤作用解阴阳，朱熹以五行之气解阴阳，可以说这只是语意指涉的问题，以乾坤作用原理为形而上，因其所论在理。贯串於其形上学理论之间者，厥有五大基本概念：（一）天道之统体。

宋明儒走入理气论，有其所需面对的问题之解决的必要性，但建构愈力，就愈陷入繁琐哲学的牢笼，诉诸繁琐哲学之後，必然要不断补充、调整以扞卫其说。就此层而言，朱熹乃与近代西方人适成一鲜明对照。

裂人性之全为二，剖成义理之性与杂气之性。以上对程颐的讨论，显见方先生於种种哲学问题的分疏并不用心，而对他自己的哲学立场则始终坚持着以为评论各家的标准，致使方先生在北宋诸儒的讨论上，见理不深，且颇有任意批评之过失。

方先生又批评新儒家学者多为理学的信仰者，但却辨理不清，因此哲学功底不足。最後，论於心处，方先生对朱熹的意见终於持肯定态度。

在人性论上，其赖诸二分法者，贻患尤甚。（乙）阴阳者，表道德上之正负价值，善恶是也。宋明儒者就是既有道佛两教的素材，又有批判道佛的立场，这就是方先生所不喜之处。根本症结，缘由伊川在观念上过重合一程式，而在方法上复又掉入二分陷阱。

在生命之层次上，精神实体与物质现象，乃浑融而不隔。笔者以为，论心是论於做工夫问题，朱熹谈做工夫，毫无问题，人亦易见其真，唯牟宗三先生受象山影响不能明见，才予严厉批判。

何谓也？其类别有几？明道《语录》中泛用名词，而言语浑沦，诸如：天理、自然之理、义理、物理一、道理、常理、人理等，各名涵义，悉无定准。（丙）伦理——道德之理，适用於人生之伦理行为界。

对於张载有老学的道家意旨，笔者已不认同，因此对於方先生要助其化解之论，就不再讨论了。方先生讨论程颐之儒学，又死守他自己的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的哲学立场，以此评价程颐於儒学的创作及继承，主张程颐的易学因为受到王弼影响，故而已举儒从道矣。